醫藥網12月14日訊 臨床路徑是指針對某一疾病建立一套標準化治療模式與治療程序，旨在規范醫療行為，降低成本與提高質量。自2009年原衛生部首提8個臨床路徑，到近日公布的1010個，臨床路徑的數倍擴增足以驗證其推廣工作日趨成熟。
無論是從醫療質控，還是醫保控費角度，臨床路徑都被給予厚望。在七年中國本土化落地的過程中，不同醫院的實踐經驗和遇到的難點，值得借鑒與思考。
七年“鋪路” 臨床路徑趨于成熟
作為舶來品的“臨床路徑”，在美國誕生之初的主要任務是控制醫療費用。其正式登上美國醫療舞臺是在1983年。彼時美國正好經歷了60至80年代個人醫療費用的高速增長，處于急需解決控費問題的邊緣，臨床路徑幾乎是應運而生。
中國起步稍晚，1996年由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吳袁劍云博士向護理界引入“臨床路徑”這一概念。此后多年，雖然有些醫院進行了零星嘗試，但始終沒有太大動靜。直到2009年，“臨床路徑”的命運在中國出現了轉機。
這一年，標志性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中就提到的“規范診療行為”，就是要靠臨床路徑管理。同年6月，原衛生部發布《關于印發8個病種臨床路徑的通知》，令長期在國內被邊緣化的“臨床路徑”粉墨登場。
隨后的七年中，國家衛計委多次發文逐步擴大臨床路徑開展單位范圍和實施病種。在2016年初發布的《關于印發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行動計劃的通知》提及， 2017年底，力爭所有三級醫院和80%的二級醫院實行臨床路徑管理。另據官方數據顯示，截止到2015年11月底，全國有1599家三級醫院、4563家二級醫院開展了臨床路徑管理（全國共三級醫院2123家，二級醫院7494家）。
同時，近日國家衛計委對外公布1010個臨床路徑。由此可見，“鋪路”七年的臨床路徑管理，無論是從病種種類還是開展單位的廣度，其推廣工作早已進入正軌并日趨成熟。
分步走 臨床路徑的“軟著陸”
除了國家層面的政策要求，由于在規范診療行為、保障醫療質量與安全等方面的出色表現，很多醫院都進行了臨床路徑的實踐。健康界通過梳理發現，雖然臨床路徑表面看來是一紙治療計劃，但落實起來環環相扣，每一環對醫院管理能力的要求都很高。
2013年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啟動臨床路徑“軟著陸”工程，從1306種臨床路徑中精挑出了143個病種，在更完善的操作軟件以及新開發的臨床路徑管理監測與評價系統的助力下，將覆蓋醫院百分之八十以上患者的病種路徑落地。
而作為臨床路徑最終落地的行動者，醫生為臨床路徑的內容制定貢獻了主要力量。以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下稱東方醫院）為例，每出臺一條新路徑，第一環就是臨床科室的醫生去參考指南將第一稿制定出來。然后再通過醫務部與藥學、醫技科室共同參與，確定路徑當中需要的醫技、藥學等因素能夠得到保障，再由醫務部決定最終格式。
除了明確臨床路徑的開發流程、申請資料和文本格式，臺州恩澤醫療中心（集團）（下稱恩澤醫療中心）還建立了各科室的個性化目標管理，并設立年度目標和可操作的考核標準，在執行過程中明確各科室之間的差距，起到了很好促進作用。此外，恩澤醫療中心在國內率先推行臨床路徑患者版本、將醫生每一個診療“規定動作”透明化，對整個住院流程中的主要診療活動進行監控與管理，讓患者明明白白地看病。
單談控費 臨床路徑管理恐難做到位
長期以來，臨床路徑管理被視為確保醫保控費的鑰匙，而其在控制醫療費用方面的單方作用十分有限，需要同醫療質控、績效考核、醫療服務費用調整、支付方式改革和醫療信息化相結合。
因此，安徽和浙江省實行“臨床路徑+按病種付費”制度改革，探索按病種付費浮動定額管理機制；北京堅持十年推行DRGs付費，兼顧醫療成本控制與質量保證之間的平衡，形成了臨床路徑的北京版。換言之，臨床路徑作為按病種付費和開展DRGs的基礎，成為各地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助推器。
然而，臨床路徑管理在醫院的推廣工作并非一帆風順。首先，對于二級以下醫院而言，無論是能夠制定或細化路徑的專家、對臨床路徑足夠了解的管理者，還是規范化習慣較好的醫生，都非常稀缺。其次，臨床路徑的施行還涉及到醫院硬件問題——一套完善醫院信息化系統，可以讓醫生愛上它。而如何讓臨床醫生積極擁抱臨床路徑，而非“為了不扣錢走點形式”，也是醫院管理者需要思考的問題。 |
